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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劳模存款消失告银行反被判刑 索赔1080万元

【发表时间:2019-09-09 18:36:36 来源:】

  张净,1943年生,成都温江人,重庆万里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,全国劳模,重庆市第一届、第二届人大代表。2001年5月至2002年4月,张净夫妇在农行梁平县支行存款近124万元。

  2002年,第一笔存款38万元到期后,张净到银行取款,被告知已被他人取走。2005年6月,张净将梁平农行告上法庭,后经协调撤诉,向梁平农行会计蓝振贵等人追回了38万元。后两笔存款70余万元也被蓝振贵等人取走,2006年3月张净妻子陈登贵再诉农行、追讨存款。农行报警“遭遇诈骗”。2006年9月,警方以涉嫌协助蓝振贵等人取走存款为由,将张净刑拘。

  2007年10月,梁平法院判决张净“将存款密码泄露给蓝振贵,采取同意、协助他人支取其存款,然后起诉银行赔偿的手段,骗取公共财产,数额特别巨大,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,其行为构成诈骗罪,属未遂”,判有期徒刑4年。

  2010年6月张净刑满出狱后,对该案的关键性证据--两张密码挂失和两张借记卡申请表重新进行司法鉴定,结果显示没有一张是张净及其妻子的签名。重庆高院启动再审。2014年12月,重庆高院宣判张净无罪。2015年8月,张净获国家赔偿共34万余元。

  目前,张净不满国家赔偿金额,已上诉;并起诉农行梁平支行要求赔偿原存款及损失1080万元。“已立案,下月开庭。”张净告诉马赛君,这件错案让他“从天上掉到了地下”。

  最新进展:向农行索赔1080万元

  马赛君:最近在忙什么?

  张净:郊县有个冶炼厂,朋友让我帮忙当顾问。另外就是跑我的案子。

  马赛君:还有什么诉求?

  张净:第一,赔礼道歉。第二,追责。第三,国家赔偿。第四,原来存款的钱得拿回。国家赔偿只有34万元,我觉得不满意,已经上诉到高院。去年12月发的无罪判决书,到现在也没有人给我道歉。

  马赛君:不是说已经向你道歉了吗?

  张净:那是8月6日,二中院叫我去开听证会,一个法官问我的要求,我说赔礼道歉,他说今天我就代表给你赔礼道歉了,我说你不能代表谁。他说可以在重庆市的报纸上给我登一个条条儿。我说我是全国劳模,既然全国都知道了,就在全国媒体上给我赔礼道歉。

  我还是要追责。既然你说是个错案,是哪里错的、哪些人错的、是认识错还是故意错?

  说我把密码告诉了别人,别人把钱取走了,我再来告银行,我就犯了诈骗罪,就是这个理由和逻辑;而事实上,我的存款从银行被取走,是他人冒充我和我爱人的名义去挂失密码,通过挂失密码把钱取走了。我这个案子的判决是极为罕见、极其荒唐的一个判决,这是“我是存款人、银行把我的钱拿走了、而存款人坐牢”的混淆黑白的事情。

  马赛君:对原来存款的诉求,有无进展?

  张净:我案子的平反,一是靠最高人民法院,二是靠重庆市人大。我原来的存款,还有70多万至今一分没拿到,我去起诉,法院不受理。我报告市人大,人大出面协调,定的在二中院起诉。二中院要我交诉讼费25万元,我说没钱,又报告人大。人大说你到区民政局开个困难证明,可以缓交诉讼费。开了,二中院说不能缓交。上个月,又打回来了,说拒交诉讼费作撤诉处理。我又找人大,人大建议我分开诉讼。我就把我存款的那一笔先提起诉讼,诉讼费8万多元,我借了8万元,二中院又说时间过期了、新规定3千万元以下都是基层法院。

  就这样我就又到梁平法院起诉,交了8万元诉讼费,终于立案了,通知我下月开庭。我在农行梁平支行的那一笔存款,我索赔的金额是1080万元。我爱人的存款,索赔2000万元。那是十几年前的一百多万,本金加利息,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,我算算是这个数。

  马赛君:银行方面有什么反应吗?

  张净:他们内部争论也蛮大,不想让我再找媒体,想协商解决。我说也可以协商,但你硬起不拿钱是不可能。不过这个赔偿金额太大了,不好协调,谁都不好做主,只能等法院判了。

  事发还原:“我们原本无冤无仇”

  马赛君:十几年前为何有那么多存款,说说你的经历吧?

  张净:我1962年在重庆读大学,后来分到水电部第六工程局当技术员。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,班主任将他爱人的妹妹介绍给了我,之后结婚。我爱人在重庆万里蓄电池厂上班。

  1976年我爱人被撞伤了,我申请调到重庆,先后任重庆万里蓄电池厂的技术员、工程师、科长、副厂长、厂长、总经理、董事长。1990年,该厂是重庆第一批六个上市公司之一。

  该厂生产汽车蓄电池。我1976年到厂里的时候,厂资产只有300多万元。我从1982年开始当厂长。在我1998年退休那一年,重庆蓄电池厂已经从地方小企业变成了重庆市、机械部的重点企业甚至全国大型骨干企业,上缴国家税收1.5亿元,是重庆市50强企业的第四名。

  我当厂长时,政府、工会、机械局、承包等奖励,大概150到200万元。1998年退休。

  马赛君:现在这个厂还存在吗?

  张净:现在还是个上市公司,前两个月还请我“振兴万里、二次创业”,我没有去。

  1998年我退休后,还想办企业,以塑钢为切入口。2000年,我就办了个塑钢厂,花320万元买了专利技术,当时也是重庆市的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企业。把我逮进去判刑后,公司垮了,专利也是我的直接损失,应该赔我--这也是我对国家赔偿不满、这次上诉的理由。

  马赛君:什么专利技术?

  张净:重庆大学一个教授的专利,家庭节水水龙头,玻璃钢结构,里面有特殊装置,可以节水30%;如果向全国推广,你想可以赚多少钱。2005年,我和教授签了合同,专利费320万元,第一期先付60万元;又投了80多万元把设备装起,把验证搞完,我就叫关起了。我在监狱四年,专利两年不交年费就注销了。2012年,我到北京参加一个节水新技术大会,发现美国的这项技术已经出来了,还更先进。现在重庆大学那个教授天天向我要那剩下的260万元的专利费,说你被关起不是我的事情,专利你用不用都得拿钱,当初签的有合同啊。

  专利没了,公司被吊销了工商执照,设备遭收的收、偷的偷,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就这样垮完了,我损失惨重。可惜啊,假如公司不垮,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,我不说将是亿万富翁吧,起码有个千万吧。我从监狱出来后,还有公司员工向我要工资,我没钱,良心上过不去。

  当年,我的公司有30多个员工;我被关起后,有几个人没发工资,大概有十几万元。

  马赛君:当年你是怎么认识,农行梁平支行的蓝振贵的?

  张净:通过黄志忠。黄志忠是我的公司的副总经理。他最初在重庆机械局下属的另一个厂,我在一次开会时认识的他。我在重庆办塑钢企业,就把他请过来当副总经理。黄志忠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知道的蓝振贵。蓝振贵说梁平有一个破产企业,也是生产玻璃钢管的,买过来需要200万元。当时我在大渡口租的厂房,一个月4万元租金,一年要50万元。我如果能买到梁平那个破产的企业,14亩地加上设备,只要200万元,还是很划算的。我当时设想,把这个破产的厂买下之后,就把大渡河的厂搬过去,这样是投资最少、成本最低的。

  但我当时并没有200万元的现金。蓝振贵说,你拿一百万元在我们银行存起,按当时的政策存一贷三,银行就可以贷款300万元给你。黄志忠觉得这样可行,其实他也不知道内幕,更没想到,最终他们会非要把我整进监狱去。

  马赛君:为什么一定要整你呢?

  张净:是啊,他们本来和我无冤无仇。后来我才弄清楚了,是蓝振贵、雷锐、陈天明他们三个人,当年想办啤酒瓶厂,需要钱,就用我的存款,把我的钱取走了,没想到后来投标没中,钱花了,还不起了。我也没贷到款,存款到期了我就找银行,官司就发生了。

  我一共存了近124万元。第一批存款38万元,一年后到期,我起诉到法院,经协调,他们还了,我也撤了诉;第二批存款70多万元,他们还不上,就开始想歪门邪道。只要把我关进去,我的存款就属于无效合同,我不能找银行,银行也不会找他们了,想的很美妙。

  后来的实际结果是,第一,他们少判了,罪名是受贿罪或私刻公章罪,最多的只判一年多;第二,银行的债务也摆脱了。而我被判了4年,存款无效了,还要被罚十万元罚金。

  马赛君:你出狱后有再见过他们吗?

  张净:没再见过,也没再听说过他们的消息。

  关键证据:“就是这么荒唐的案子”

  马赛君:审查阶段,你有做过有罪供述吗?

  张净:自始至终,我都没有认过罪。当然,也没有遭到过刑讯逼供。黄志忠也被关了八个月,公安为了取证,想让黄志忠承认是我将密码给了他,他再给了蓝振贵,通过他的口供来定我的罪。但黄志忠自始至终都没承认。所以这次高院再审时,黄志忠也出庭作证了,证明我从来没把密码给过他。

  马赛君:其他人呢?

  张净:检察院在公诉时提起,能证明我有罪的证据有30多个,其中还包括有银行的会计、出纳等的口供,他们的口供都证明我透露密码给蓝振贵。我现在想问问,这些算不算伪证?

  马赛君:其他证据呢?

  张净:我刚进监狱,就写了六次书面报告,向梁平法院和检察院申诉,我存银行的钱被取走了,怎了取走的,来和去,银行肯定都有原始凭证。我请他们去调查取证,拿到这些原始凭证,去鉴定,到底是不是我找人把钱取走的。但我到这些诉求,都没有结果。

  后来有关人员到监狱提审我时,对我说,经领导研究,不予调查取证,因为调查笔迹鉴定根据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,根本调查不出来。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调查不出来,他们也不理会。

  我从监狱出来之后,第一件事情就到梁平法院看我的材料卷宗,法院竟然不给我看。后来我只能找律师去看,律师一看正好看见这个挂失密码申请书,卷宗里面本来就有!

  马赛君:去重新鉴定了吗?

  张净:我拿到之后就去鉴定了,鉴定结果是密码挂失申请书、借记卡的申请书所有几十个签字全部不是我和我爱人的签字,是他人冒名进行密码挂失、申请借记卡、取走了存款。

  一审二审,这些能证明我无罪的东西,竟然都被层层隐瞒了,不在法庭上取证,而是采用了蓝振贵他们的口供来定我的罪,说我把密码泄露了,就判了我的刑,整了我的冤案。

  还有一个关键证据,是天助我也。在看守所时,我关在中间的监舍,这边是蓝振贵,那边是雷锐,2006年国庆节时他们串供,蓝振贵写了个条子,把肥皂包起来从监舍上面甩给雷锐,上面写着“你千万要在开庭的法庭上说张净透露了密码”。结果他甩肥皂甩轻了,正好就打在我脑壳上,我捡起来,把这个字条上交了。在法庭上,我提出来有这个证据,也没结果。

  马赛君:还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?

  张净:当年在法庭上,一个起诉人对我说,张净你存了钱、你的钱不在了,你起诉银行你就是有罪。当时我就在法庭上说了,我说我的钱不在了,第一次我起诉银行,法院都调节了、我的钱都找回来了,那么为什么第一次没事,而第二次我起诉银行就成了诈骗未遂呢?而且第二次是我爱人起诉的,怎么妻子起诉、丈夫坐牢呢?当时起诉人说肯定是我在背后主使。

  你说荒唐不荒唐?就是这么荒唐的案子,就这样把我给判了。

  牢狱四年:“我最大的感受是无助”

  马赛君:这个案子对你影响很大。

  张净:我是政治上被整臭了、经济上被整光了、身体被整垮了。我原来是人大代表、全国劳模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你说那时重庆谁不认识我,1996年人大还推荐过我竞选市长呢,差几票没选上;这个案子之后,反差太大了,说实话,我最大的感受是无助。

  其实出事之后,我可以找关系、拿钱进行协调,但我当时认为自己无罪、不可能被判。当时我就觉得,怎么可能会坐牢呢,大不了抓错了再把我放了。完全没有想到,我硬是会遭判刑。

  出事前我精神很好,坐了四年牢出狱后我去医院做了体检,啥子病都出来了。在里面,我一个六七十岁点人,那种生活、日子,说都不敢说,想都不敢想。我那个监舍,住了17个人,杀人犯、强奸犯都有……那种压力、悲伤、屈辱、无助,经历了你才会晓得。

  马赛君:肯定不好过。

  张净:开始两年确实很恼火,后两年我就在里面看书,把图书馆的书看了几遍。在那个地方,随便一个破书都是宝贝。不过我在监狱的四年里,一直坚信自己的案子一定能平反。

  马赛君:家人呢?

  张净:那四年之中,我的两个女儿都离婚了,我坐牢是个重要原因;为跑我的事,她们花了不少钱,我二女儿至今没有工作。当年我岳父很想见我一面,家人告诉他我出国了,我出狱后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我成了罪犯,亲戚朋友都成了生人、不再来往,而过去很亲密。

  马赛君:出狱之后呢?

  张净:就是跑,申诉,背着个包包上北京。在火车站附近的“信访村”,成百上千的人在那儿坐起,我就是其中一位。上访的日子,比电视剧、小说上要苦得多。我为了省钱坐慢车到北京,住30元一晚的小宾馆的铺子,厕所洗脸洗澡在外面,一天只开几个时间,错过时间就洗不成了;早7点坐车转几趟车才能到有关部门,人太多,排队,有时等两三天见几分钟的面,交材料或者补充材料,有时去北京七八天也就交个材料。

  我女儿去北京跑了十几趟,我也跑了好几趟;重庆部门跑得更多,反反复复,来回地跑。

  马赛君:申诉过程如何?

  张净:很麻烦。用了3年,我才拿到那4张关键证据的单据。密码挂失申请书的笔迹鉴定,我先是把鉴定结果拿给检察院,检察院说必须得法院提起司法签定,我就到梁平法院,梁平法院说立案才能进入重新鉴定程序,我就找重庆市人大,人大建议我去找一个律师事务所出面鉴定,鉴定完了又送到检察院,检察院说笔迹上的字原来公安就有一个鉴定报告,我就又找一个司法鉴定所送到公安原来鉴定的地方进行重新鉴定,结果显示不是我或我爱人的签字。

  另一个关键证据,我在看守所捡的那张串供的纸条,律师在卷宗的目录里看到了,我也是经过比较艰难的过程才拿到复印件的。重庆市人大对我的案子很重视。这些关键证据经过司法鉴定之后,我拿给人大,人大专门组织专家研究了这个案子,发现有问题。

  马赛君:最感慨的是什么?

  张净:这么简单的案子,居然八年之后才有一个结果。人这辈子有几个八年?纠错效率太低了。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阻力。我是人大代表,如果没有重庆市人大给我扎起,这案子翻不了。

  你说普通老百姓如果遭遇个冤案,该有多难翻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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